作者:林海浪 (原文以日文撰寫)

「序」
我今年已經八十八歲了,也就是到了日文所謂的「米壽」的年紀。 (註:在日本,因「八」「十」「八」三個字合起來會形成「米」字而有此說法) 八十八年的人生實在是不短。 當我回想過往,用一句話來表達對我人生的感想,就是:「雖然不盡完美,但這一條路好像也就這樣頗為順暢的走過來了。」人生中有很多的起起伏伏,這個社會、生活週遭環境也因國家和社會局勢變遷而不斷變換,回想起來,真的經歷了很多的變化。我將我的人生大致分成幾個階段來寫我的自傳。
「童年時代」

我在1924年 (日本大正13年) 農曆九月十九日 (國曆十一月十五日) 出生於台中州大屯郡北屯庄舊社120番地 (日治時代的地址)。最早是我祖父從四張犁大竹圍來到此地,從此便在這定居。那時候,正值台灣被日本統治時期,因此我一出生就成了日本人。
我是林家 (金浦) 的第二十一代子孫。我們一家人有祖父、父親、母親和我,底下還有四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祖父和父親都是家中的獨生子,因此對我格外的寵愛。尤其是祖父,不管到哪裡都總要帶著我一起去。

七歲的時候,由祖父的帶領,我進入了北屯公學校 (現在的松竹國小) 就讀,但是讀了大約一個月之後,卻因為未達就學年齡而被帶回家了。八歲的時候我再度入學,一年級和二年級時候的老師是賴登權老師。我被選為優良學生,和其他七位優良學生一起和老師拍照。

這張照片是我上一年級以來的第一張照片,我到現在都很小心翼翼的保存著。三年級時候的老師是來自日本內地的日本女老師角鹿保子老師。我被選為班長,祖父和我父母親似乎都感到非常高興。其中,祖父常常說,自己以前沒有機會上學念書,但是家族中同輩的子女很多都是學校老師,或是在庄公所、銀行、公司上班,所以自己的子孫們絕對不能輸。因此我從小就被鼓勵要認真念書。

「求學」
當時的社會是農業社會,農村是由地主和佃農 (日文稱「小作人」) 所構成的兩階層社會。地主是屬於有產階級,而佃農必須向地主繳納地租。我們家當時擁有約三甲 (約三萬平方公尺) 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用來自己種作物,另一部分租給別人,因此家庭的經濟狀況不錯。為了達成皇民化的目標,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於台灣人民的教育投入了很多心力。在我那個時代,並不是義務教育,而是使用勸誘和獎勵的方法來讓所有的小孩都到學校就學,但多數的家庭因為需要一些留在家裡的勞動力,且經濟狀況也不好,因此有一部分的家庭沒辦法送小孩去上學。
我四年級時的老師是蔡秋霖老師,五年級時的老師是賴樹炎老師,他們兩人都是來自台中師範學校的老師。六年級時是日本人宮原晴義老師。六年級的時候,包括我在內要繼續升學的大約六個人被安排到升學考試班,放學之後也要留在教室裡上大約一個小時的補習課程。
當時在鄉下公學校的考生升學 (到中學或是師範、農、工、商等的實業學校) 錄取率非常的不好。我升學到高等科 (當時的學制中的某一階段) 一二年級後接受了日本老師八嶋武五郎老師嚴格的指導,因此讓我升學考試通過,順利進入了台中州立彰化商業學校就讀。
這間學校的入學考試有1000個人申請,但錄取名額只有兩班加起來總共100個人,由此可見競爭之激烈。原因在於這間學校為了因應當時的國家情勢,主要培養在中國大陸和南洋各國的日本貿易公司所需要的員工,因此重視英語,而且還有中文和馬來語的課程。除了基本課程之外,還有配合軍國主義的體操和武道 (劍道和柔道) 等軍事訓練。我擅長的項目是體操中的丟鐵餅、劍道 (我有一級的資格),還有軍事訓練中的刺刀術。
1939 年我進入商業學校就讀,然後 1943 年畢業。1940 年日本引爆了大東亞戰爭,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1945 年為止的這段期間,和敵對的美英兩大國展開激烈的戰爭,最後以慘敗告終。我在商業學校讀書的五年時光,就處在這種戰爭下呈現備戰狀態的環境之中。

接著我想提幾個從公學校到商業學校我接受日本教育的這十三年,我至今都還記得很清楚的事情。
公學校時代,入學後的第一個月每天都有點心可以吃,有紀念儀式的時候也會被分配到有點心可以吃。每逢紀念儀式,當校長尊敬的閱讀教育詔書 ( 天皇制國家的教育基本理念) 時,氣氛實在是很嚴肅。
三年級的暑假,有一次祖父想要把柳樹的樹枝砍下來,他先把附有長竹竿的斧頭倚靠在樹旁。我模仿祖父砍柳樹枝的樣子,但在砍下去的瞬間,倚靠在旁的斧頭掉了下來,砸中我的右手臂,劃下了很大的一道傷口。過了一段時間,那道傷口還在,我覺得很不美觀,而這也成為我之後心理上的負擔。後來,我去接受了整形手術,但那道傷口的痕跡到至今都還是存在著。

我覺得當時升學到上級學校 (當時的學制和現在不一樣,這裡泛指升到下一階段的學校,如高中升到大學) 的入學考試難度,比起現在的高中、大學的入學考試都來得難多了。不過這也沒有辦法,因為當時的學制和現在不一樣,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 (現在的大學) 的數量非常少。對於我升學到上級學校一事,祖父和父親都非常的關心,當時只要我的在校成績退步,回到家都會遭到父親的責備。
我有辦法升學進入商業學校這件事,或許被村裡的人們用異樣眼光看待,但那是因為村子裡就只有我一個人升學到上級學校,所以也可以說是一種光榮。
商業學校的課業真的很重。因為當時處於戰爭的環境下,所以隨時都會被趕去做志工,四五年級的時候常常會去參加軍事演習,由台南的陸軍第二聯隊配屬將校帶領而入隊,接著接受了為期兩個禮拜左右的軍事訓練。武道課則是因為我拒絕加入劍道社,所以就只有停留在一級的程度而沒有再繼續往上升級。至於體操的丟鐵餅,我有參加過台中州運動會的比賽,但是最後輸了。刺刀術則是因為我手長所以比較擅長,參加過的比賽也是贏的次數比較多。
當時因為處於戰爭的時代,人手不足,所以要就業很容易。我的同學中有人到泰國或越南的三井商社 (一家日本公司) 上班,而我從四年級的時候就決定要到海軍相關的機械製作公司台灣鐵工所工作。
「結婚」

我十九歲那年,就讀商業學校四年級快要結束的時候,祖父和父親經由東勢郡新社庄詹家的土地佃農游先生的推薦,1943年元旦便安排我到詹家去相親。詹家的人覺得我是個值得依靠的好青年,似乎非常的滿意,馬上準備了一桌豐盛的菜餚,受到了非常盛大的招待。僅只一次的相親,我和詹家的女兒詹氏鐱的婚事就這樣確定了。對我來說,這是我唯一一次的相親。結婚之後我太太阿鐱跟我說,相親時她端茶出來給我,但因為太害羞不敢直接看我的臉,所以一直低著頭,最後只有看到我的鞋子。在那個年代,男女到了二十歲左右就會結婚,但是是由祖父、父親、母親等長輩來安排決定,跟現在的結婚形式有如天壤之別。1943 年12月28日舉行了我們的結婚典禮。當時我 20 歲,我太太 19 歲,婚後我們過著幸福的生活。

「就業」
1943 年 12月 25日(畢業後的隔天),我立刻到高雄市入船町的台灣鐵工所辦理進公司的手續。這家公司擁有主工場和東工場兩家工場,且員工大約有4000人,是一家規模很大的公司。1944 年 1月1 日我正式開始在那裏工作,依公司規定月薪42日幣,公司也安排了宿舍給我,因此我太太阿鐱也來到高雄。這個時候正值昭和19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就是太平洋戰爭) 之中日本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幾乎陷入敗戰狀態,因此被美軍壓迫,一步步淪落到必須在日本國內進行決戰的地步。
同一年的五月,在台灣沿海開打的航空決戰中,當時停放在台灣的日本飛機約300台被美國擊落,經過了這次日本的慘敗,美國便不需要再攻取台灣,因此轉往沖繩戰場。但是,台灣依然繼續每天都承受美軍的轟炸,尤其是高雄因為軍事基地多又位在港口地區,受害特別嚴重。到了年底,局勢越來越惡化,我感受到很大的危險,因此離開公司回到台中,開始在日本通運台中支店工作。 然而到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的同時台灣被中華民國所接收。我在 1946 年 8 月辭掉公司,因為當時公司忙著在為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做準備,沒辦法預測接下來的情況會變得怎麼樣。
「日本統治下世態的變遷」
我出生於日本統治時代下的 1924 年,一直到台灣被中華民國接收的 1945 年為止,也就是這 22 年間,我都是日本人。我用日文說話,因此不是很會講台灣話。這 22 年佔了我今年 88 歲的四分之一,在這一段時間中,國家社會有很多的變化,接下來由我來講述這部分。
如果去除瀕臨戰爭結束時的恐懼感,一概來說,整個社會呈現很安定的狀態。首先,日本將台灣視為一座寶島,做了各種各樣的建設。他們也讓農民組織了農會和水利會,並灌輸我們「共存共榮」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在現今的農產業也有被持續的應用著。當時的治安很好,很少會聽到偷竊或是判死刑等的新聞,晚上就算沒有關門也不會覺得不安。學校老師都很親切也很認真教學,但對於學生卻非常嚴格有威嚴,這跟現在的教育比起來差距很大,令人不禁感慨。日本在1940年開啟了與美國和英國的戰爭,接著戰局漸漸的走向不利,因此開始實行夜間燈火管制,物資也慢慢的枯竭了。政府在統制經濟體制下又實施了配給制度,但人民卻都沒有抱怨不公平或是不滿。
台灣本島人民都順著日本教育而培養出了愛國心。接著出現了志願兵制度,很多青年滿懷喜悅的投入戰場,我同學之中也有很多人因此而從軍。後來,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同時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地,我們瞬間成為了戰勝國的國民。我當時是北屯庄學生聯盟青年團的一員,當我們耳聞我們成為中國領地的消息時,所有團員齊聚一堂,大家喜極而泣。再怎麼說,我們都是繼承中國血緣的中國人。日本人開始準備回內地 (日本),不動產都被沒收,所有的財產和家庭用品也只能帶走可以背在肩上和兩手可以拿的量而已。戰敗國的日本人被逼迫到悽慘的境遇,但他們沒有因此亂了秩序,而是蕭然的踏上歸途。我們這些在台中市附近畢業於商業學校的同學邀請了恩師松田校長等人,舉辦了一場送別會,當時我的內心充滿了一股複雜到言語無法形容的哀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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